- 温珊珊;
罗马帝国早中期时,公益捐助活动兴盛。西部地方城市中所立有关共餐捐助活动的石碑铭文,为探究该时期地方城市的居民构成及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铭文所载受邀参与城市共餐活动的群体多元,包括成年男性公民群体、城市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社团、妇女、儿童及外来居民,其中男性公民群体是首要受邀对象。共餐捐助人对受益群体的选择与安排,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体现出社会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另一方面展现出阶层结构内部存在等级地位与社会重要性不一致的情况。男性公民之外的其他群体受到邀请,表明妇女、儿童、外来居民也被视作地方社会的组成部分。地方社会在等级分层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
2020年02期 No.185 1-12+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5K] [下载次数：352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3 ] |[网刊下载次数：0 ] - 田锡全;
计划供应时期,上海粮食票证制度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创建时期、定型时期、巩固和解体时期三个阶段。在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常用粮食票证发行使用上形成"七票十一证"的格局,并且自上而下建立起庞大的票证管理网络和管理队伍。从总体上看,上海粮食票证制度具有印制发行权高度集中统一、实行精细化管理这样一些突出特点。从实施成效和社会影响来看,在粮食总体短缺的情况下,票证的使用是实现计划供应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保障市镇居民基本的生活需要、维持物价和市场稳定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票证制度毕竟是用超经济行政手段来平衡粮食供求关系,实际上又是对城市居民粮食需求的一种限制,并日渐演变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载体。
2020年02期 No.185 13-26+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K] [下载次数：827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6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范云飞;
据新出秦简材料可知秦国、秦朝在县、道设有宗庙,秦县道庙与西汉郡国庙共同构成了秦汉地方宗庙制度。与儒家经典中的"周礼"理想相对,秦汉地方宗庙制度是一种"秦制"。宗庙具有公私二重性,"周礼"之宗庙由"私"而"公","秦制"之宗庙以"公"摄"私"。西汉郡国庙与"祖宗"庙号、公共领域的"功德"有内在联系。地方宗庙具有国家"公庙"的性质,是面向吏民的公共礼仪空间,与秦汉国家结构之变迁息息相关。秦汉地方宗庙制度的废止,是西汉元、成之世儒家官僚整合"周礼"与"秦制"而形塑"汉制"的结果。
2020年02期 No.185 27-36+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3K] [下载次数：999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赵永磊;
在胡汉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道武帝开国之初所立祖神,并非指祭先祖,而是祭祀黄帝之子累祖。祭祖神礼虽非始于两汉,而北魏祭祖神礼远祧两汉新制,故而与先秦礼书所载祭道神具体仪节有异。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祖腊时日与五行相比附,也多为两汉以降王朝所采用。北魏五德历运历经由土德到水德的变更,而所用祖腊时日对汉魏故事略有更定。行神与祖神在国家祭祀中并不同时并存,祖腊时日在隋唐文献中虽仍不乏其说,但由于隋唐祭行神礼的恢复,从而导致祭祖神礼在隋唐以后的国家祭祀中逐渐消失。
2020年02期 No.185 37-46+2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6K] [下载次数：603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6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蔡帆;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的宣歙康全泰之乱,是一起主要由土豪层策划参与的对抗宣歙军府的乱事。通过对此事件及记录此事件的《祭梓华府君神文》的分析考察,可以较为明晰地了解唐后期江淮土豪与地方社会秩序间的关系,包括土豪与藩镇军府的结托关系、利益冲突及土豪层在与国家博弈过程中的策略和发展方向等问题。
2020年02期 No.185 47-53+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K] [下载次数：543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5 ] |[网刊下载次数：0 ] - 孔妮妮;
针对权臣擅政的痼疾,以真德秀为代表的晚宋理学家将"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贯彻在学术体系的建构中,进一步加速了理学由思想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拓展。继承了先儒"正君而国定"的辅治宗旨,真德秀在以《大学》为框架建构帝王之学的同时,也以"正己""格君""谋国""用人"为纲目建构辅臣之学,从而形成了君臣之学双翼并行的经世理论体系。晚宋理学家通过对君臣观的价值诠释,大力弘扬"不谋功利"的道德准则和"以道相合"的政治理想,在引导意识形态、重塑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真德秀对君臣之道的阐述彰显了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被历代为政者奉为政教之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0年02期 No.185 54-62+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K] [下载次数：440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6 ] |[网刊下载次数：0 ] - 邱永志;
稳定有效的货币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的有效运转十分重要。然而,在明朝立国建制过程中,朱元璋的货币政策屡有变化,他逐渐抛弃了建立稳定货币制度的可能:从重视铸钱制度到逐步抛弃此制,直至最后废罢铸局、禁钱行用;从允许民间金银流通,到严禁金银行用;从出台纸钞的相关配套措施、重视纸钞与财政的联系,到摒弃纸钞运转的发行制度经验和配套措施,使纸钞彻底名目空心化;从尊重市场到以法令管控市场,以官方确立的折兑价体系主导价格体系,这系列举措导致了一种极具刚性的"洪武货币秩序"。这一货币秩序的形成与明初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是元明制度变迁、明初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确立等因素的某种必然产物。结果使得货币史上运转良好的政府主导型钱钞制度,在明代遭遇"颠覆性"的信用打击,造成了货币制度在上层的失序与缺失,为自下而上货币白银化的形成提供重要契机。
2020年02期 No.185 63-77+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下载次数：634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裴艾琳;
明末以降来华西方传教士对古希腊、罗马史的塑造,除内容不断丰富外,还体现有诸多变化与特点。最初古典时代的历史作为中世纪和教会史的铺垫,笼罩在浓厚的神学色彩之下。著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剪裁和改造,一方面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另一方面借助历史中的"神迹",达到论证基督教正当性和吸引信徒的目的。在此意义上,古希腊、罗马史沦为神学思想与传教活动的附庸。直到艾约瑟《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的翻译和创作中,这种神学史学的观念才被取代。艾氏在将学术传教作为推动西方近代科学成就在华传播的策略的同时,亦将真正以希腊、罗马自身为中心的历史作品呈现在了中文读者面前。
2020年02期 No.185 78-87+12+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7K] [下载次数：413 ] |[阅读次数：2 ] |[引用频次：5 ] |[网刊下载次数：0 ] - 姜金顺;
康熙朝经世官员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拥有掌握特殊治理技术的优点,二是存在很多难以回避的缺点。由于存在缺点,经世官员很难通过常规选任程序进行选拔,只能通过特殊选任程序进行选拔。由于豁免缺点的条件不同,经世官员分别被时人称为"廉吏"或"循吏"。经世官员之所以会被保举,是因为地方督抚可以借此获得人事提名的权力。在18世纪的官箴书中,经世官员所受的处分被解释为坚持人地相宜原则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原本被视为升迁障碍的缺点反而变成理应效仿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经世官员演变成为州县官员的典范。
2020年02期 No.185 88-95+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7K] [下载次数：318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2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肖文远;
本文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新教传教士在新教通书中对晚清时间知识的重构。19世纪初期,中西历书对时间的界定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在西方体现为占星学,在中国体现为择吉术。然而来华传教士并没能认识到二者背后的理论差异,他们以母国文化中的占星学逻辑来理解中国历书中的择吉,对其展开批判,并以《英国历书》为范本,在新教通书中建构了一套新的时间知识——时间被剥夺了神秘主义内涵,趋向自然化、均质化。新教通书的自然化时间不仅冲击了时人的时间观念,也影响了民初的历书改革。
2020年02期 No.185 96-105+2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32K] [下载次数：482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7 ] |[网刊下载次数：0 ] - 郑泽民;
出于对政治传统的遵守与稳定统治的需要,"西狩"途中的慈禧、光绪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而当发现"罪己"可以作为外交手段以求和平时,这一行为的载体便不再局限于明发诏书,而是扩大到电寄与国书。然而一系列的"罪己"之举并不能满足列强的实际需求,面对联军西侵的军事威胁以及"惩凶"、赔款等难题,两宫不得已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再下"自责之诏",向列强表明心迹,以最大限度止损。在这一过程中,因行在、全权、督抚、列强各方诉求存在差异,使得"罪己"最终不免沦为各方博弈的工具。"罪己"在近代由"安民"到"和外"的转变,恰是列强势力在庚子以后成为清廷重要统治基础的真实写照。
2020年02期 No.185 106-118+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3K] [下载次数：591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2 ] |[网刊下载次数：0 ] - 史展;
宣统二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期间,疆臣两次会奏速开国会。初奏有初稿与定稿之分,李经羲在定稿中将"定以明年开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继而在续奏中锡良又改为"内阁、国会同时并举"。关于国会期限问题,会奏疆臣之间存在分化。同样因内部分化,资政院具奏对国会期限也含糊其辞。清廷在参酌疆臣会奏和资政院具奏后作出适当让步,将国会期限提前至宣统五年,虽未达到部分疆臣和立宪派的预期目标,但不能仅仅归咎于载沣等决策者。此外,会奏列衔和奏电拍发日期等问题也值得探析。
2020年02期 No.185 119-130+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K] [下载次数：266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5 ] |[网刊下载次数：0 ] - 徐佳贵;
对于"五四运动"的"诠释",自始便在指涉的参与主体与活动方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与选择性。此类诠释脱胎于充斥着"五七"(或"五九")符号的政治运动氛围,却又不约而同地着力于淡化1919年爱国运动中"承前"的一面,进而构成了对于该年反日运动实际之复杂脉络的"简化"。而在另外的维度上,此类诠释又开始了"再复杂化":究应择取哪些事件与趋势以接在"五四运动"之后,答案言人人殊,这又回过来使得该词的诠释走向多歧化。之后,"五七"与"五四"两个符号并存,二者的诠释尚可相互影响。考察"五四运动"诠释发生及其初期演变的过程与逻辑,有助于今人更深入地认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的五四"之间关联与张力的缘起。
2020年02期 No.185 131-145+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1K] [下载次数：615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5 ] |[网刊下载次数：0 ] - 陈明华;
抗战军兴之后,为了配合"新县制"的施行,国民政府设计了规模庞大的国民学校普及计划,办学所需经费基本由地方负担。各地往往提用既有团体的款产作为补充,寺庙财产则是其中主要提拨对象。国民政府曾一度让各地在既有的宗教网络基础上,组建"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导地方庙产的提拨。但该模式却碍于寺庙财产登记信息不足和地方利益纠葛而难收速效。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转而支持基层自治组织的激进提拨模式,以便避开法规的制约,而迅速提产兴学。
2020年02期 No.185 146-158+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K] [下载次数：312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5 ] |[网刊下载次数：0 ] - 钟健;
抗战时期,不少"地方"属性较强的大学改制"国立",中正大学便是其中一例。中正大学创办伊始,"名为国立,实为省立",依托地方当局办学,教育部甚少干预。熊式辉对中正大学拥有较大话语权,甚至可以通过蒋介石凌驾于教育部之上。蒋介石对中正大学时有关切,往往直接下令熊式辉负责,在具体执行层面才交付陈立夫操办。陈立夫无权有责,心存不满,不仅支持与蒋介石、熊式辉、地方当局龃龉不断的胡先骕,且对蒋介石的命令亦执行力度不够,或消极对待。这种特殊的权力格局,深度影响中正大学的运作,与江西工专合并失败,即是例证。抗战胜利后,中正大学重新收归教育部管辖,摆脱了名实不符的尴尬,但却难以得到重视。由于蒋介石、熊式辉深陷内战泥淖,自身难保,中正大学丧失真正的依靠,在各高校普遍陷入经费困难和学潮频发的情形下,其最终命运不言自明。
2020年02期 No.185 159-170+2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K] [下载次数：551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3 ] |[网刊下载次数：0 ] - 葛君;
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在1955年最终实现了基本平衡。在此之后,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始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起初,在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反冒进"的基调下,1956年和1957年的中德贸易处于调整转型的阶段。随着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以及民主德国"七年计划"的制订,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急速攀升,双方于1960年1月签订了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份长期贸易协定。但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遭遇困境,中德之间的贸易冲突变得尤为突出。中国自1962年下半年确定反帝反修的外交方针后,发展良好的贸易关系甚至成为中国对民主德国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2020年02期 No.185 171-181+95+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K] [下载次数：427 ] |[阅读次数：2 ] |[引用频次：1 ] |[网刊下载次数：0 ]
- 李凯航;
三国干涉以来,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以往的研究以"黄白人种大战"之构架考察黄祸论的形成与演变,得出了日本人反对西洋人种主义的结论,然而,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对其加以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
2020年02期 No.185 182-192+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K] [下载次数：847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6 ] |[网刊下载次数：0 ] - 江天骄;
意大利是不折不扣的核潜力国家,在冷战初期又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威胁,理论上应该谋求研发核武器。然而,意大利从冷战至今都坚持核不扩散的政策。通过对冷战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美意核关系是维持意大利核不扩散的关键所在。美意核合作经历了从积极核分享到"多边核力量计划"再到核计划小组的转变过程。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意大利通过大规模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并先后建立南欧特遣队、"双重钥匙"机制以及"北约核储备计划"等手段,从而间接获得了核武器。为了进一步扩大对核武器的控制权,美意围绕基于水面舰艇的联合舰队方案以及"多边核力量计划"展开合作。但由于肯尼迪政府收缩了核分享的政策,再加上西欧盟友的抵制,相关计划落空。美意核合作也转入低谷。为了安抚盟友,美国又及时抛出核磋商机制作为补偿手段,设立了北约核计划小组并安排意大利作为小组常任成员国。意大利通过核计划小组积极参与北约核武器使用原则的制定并对相关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正是这种柔性控制机制确保了美意核关系的长期稳定,也成为了意大利核不扩散政策的压舱石。
2020年02期 No.185 193-203+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K] [下载次数：281 ] |[阅读次数：1 ] |[引用频次：1 ] |[网刊下载次数：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