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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是一场由中央制定纲领、地方负责实施的较为全面的改革。作为疆吏之首,袁世凯表率群僚,厉行新政,态度积极,措施得力,成绩斐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瞩目,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然而,这一切并非袁世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其幕僚的佐助。袁世凯善于网罗人才,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适时地延揽一批人才充实其幕府,幕中济济多士,人才辈出。在袁世凯办理直隶新政时,警察、自治、法律、立宪这些革创之政都是其幕僚设计方案并付诸实施的。就此而言,袁世凯幕府不仅对直隶新政的办理,而且对清末新政的推行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bstract：The new Deal in late Qing Dynasty was an all-round reform set by the central and carried out by local governments.As a leader,Yuan took forceful measures actively and made great achievement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But his achievements owed a lot to his council where there were many talents recruited by him at different time.The counci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new deal in late Qing Dynasty.
[1]李映庚:《北洋公牍类纂序》,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3页。
[2]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6页。
[3]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王伯恭:《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1]王伯恭:《蜷庐随笔》,第23页。
[2]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3—54页。
[3]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7页。
[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9页。
[5]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2—123页。
[6]《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13—914页;王伯恭:《蜷庐随笔》,第25页。
[7]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1]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5),第35页;《北洋军阀》(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李宗一:《袁世凯传》,第54—57页。
[3]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5),第36页;《八十三天皇帝梦》,第8—9页。
慈禧逃难期间,曾扈从其左右的岑春煊就见证了她忏悔及决心自强雪耻的心路历程,并实笔记录了清末新政出台的过程:“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岑春煊:《乐斋漫笔》,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4页)
根据《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和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97页)等材料统计而成。
[1]《八十三天皇帝梦》,第8页。
[2]柴萼:《梵天庐丛录》卷8,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页9。
[3]王伯恭:《蜷庐随笔》,第15页。
[4]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5]贺培新辑《徐世昌年谱》(卷上),《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6]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页;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7]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8页;又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1页。
[1]贝思福:《保华全书》卷3,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第64页。
[2]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86页。
[3]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682页。
[4][5][6][7]《袁世凯奏议》,第428页、第435—438页、第537页,第510—512页。
[1]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1994页。
[2]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3]《袁世凯奏议》,第1090页。
[4]《清史稿》,第3945页。
[5]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
[6]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42页。
[7]根据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44—48、71—73、79—82页及相关材料制表。其中,官兵数采用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国陆军统计的数字。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71页中,第二镇的官兵数误为11173,兹据《清史稿》第3946页改正为11731。
[1]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2),第828—829页。
[2][5][6][7][8][9]《袁世凯奏议》,第604,1039、626,576—577,987、1137,679,800页。
[3]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23—124页。
[4]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5),第73、68页。
[1]林纯业、郝庆元:《天津官银号记事》,《近代史资料》总6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2]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袁世凯奏议》,第342、852页。
[4]徐永志:《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据统计,截止1910年,直隶农村约有77个州县设立了92个工艺局、厂、所。而到1913年,全国22省共有工艺局、厂、所375个,其中直隶一省就有210个,占总数的56%,可见直隶官绅的创业热情很高,成效明显。见徐永志:《论20世纪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整合》,《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甘眠羊:《新天津指南》,河北绛雪斋书局1927年版,第18页。
《袁世凯奏议》,第274—275页。
[1]《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八十三天皇帝梦》,第4页。
[3][5][6][7]《袁世凯奏议》,第270页,第909、1338页,第921页,第1338页。
[4]陈宝泉:《退思斋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85页。
[8]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闵闇:《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
[2][3][5]《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卷,第865页;第1卷,第89—90;第6卷,第867页。
[4][7]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第45页。
[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37页。
[8]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孙宝.:《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14页。
[1]据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记载:“编纂官制发起于项城与端午桥。”(第46页)项城即袁世凯,端午桥指端方。
[2]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28页。
[3]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45页。
[4][6]胡思敬:《退庐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353页,第1354页。
[5]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5),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4页。
[7]胡思敬:《退庐全集》,第1354页;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45页。
[8][9]《袁世凯奏议》,第1520页,第1521—1522页。
[1]《袁世凯奏议》,第1492—1494页。
[2]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第175页。
[3][4]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页。
[5]《张文襄公全集(电牍)》,第49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2237—12238、12236页。
[6][7]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1553页,第1582、1583页。
[8]李映庚:《北洋公牍类纂序》,见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1),第4页。
[1]《袁世凯奏议》,第117、385、1015页。
[2]《八十三天皇帝梦》,第155页。
[3][4][5]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第43页,第41页,第45页。
[6]徐文霨:《跋》,沈祖宪辑录《养寿园奏议辑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885—886页。
[7]周叔媜:《周止庵(学熙)先生别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11页。
[8]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32页。
[9]《张謇全集》第6卷,第636、871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52
引用信息:
[1]李志茗.袁世凯幕府与清末新政[J].史林,2007,No.103(06):86-98+190.
2007-12-20
200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