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

参考文献

[1]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Benjamin Constant,“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with that of the moderns),载邦雅曼.贡斯当:《政治作品集》(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28页。

[2]在这一方面最有影响的历史学著作当属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M.I.Finley,Democracy Ancientand Modern),伦敦1985年修订版(1973年初版)。最近出版的相关著作包括彼得.欧本、约翰.华莱克和约西亚.欧伯尔主编《雅典政治思想和美国民主的重建》(Peter Euben,John R.Wallach&Josiah Ober eds.,Athenian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American Democracy),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约西亚.欧伯尔和查理.赫得里克主编《Demokratia:关于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谈话》(Josiah Ober&Charles Hedrick eds.,Demokratia:A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Ancient and Moder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柔兹:《古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P.J.Rhodes,Ancient Democracy and Modern Ideology),伦敦Duckworth出版社2003年版。

[1]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例如,三联书店出版的《公共论丛》第5辑中,由李强、何包钢、布公和刘军宁参加的名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笔谈多持类似的观点。见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2页。

[3]“demokratia”一词最早出现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中。见希罗多德:《历史》,VI,43和131;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4等。希罗多德的《历史》大约创作于公元前440年代至420年代。伪色诺芬又称“老寡头”(系英国古典学家Gilbert Murray语,因其反对雅典民主政治之故),据学者们考证,其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宣传册《雅典政制》很可能写于公元前420年代。不过,这一词语所表达的观念很可能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祈援人》(Suppliants)中就已经出现了。悲剧家用“demou kratousa cheir”(“人民强有力的手”,见《祈援人》第604行)来描绘阿戈斯的公民大会。这一悲剧很可能上演于公元前464/3年。

[2]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每年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实施陶片放逐法,若赞成票达到6000,则当年需要启动陶片放逐法程序;在公元前4世纪,授予外邦人公民权的决议须获得6000票赞成票方可获得通过。汉森(M.H.Hansen)通过计算认为,公民大会会场普尼克斯(Pnyx)I期(公元前5世纪)可容纳6000人,公元前400年左右经扩建后(Pnyx II期)可容纳6500—8000人。汉森的讨论最初发表在1976年,见汉森:《多少雅典人出席公民大会?》(M.H.Hansen,“How many Athenians attended the ekklesia?”),载《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研究》(GRBS)17(1976),115—134[收入汉森:《雅典公民大会论文集1976—1983年》(The Athenian Ekklesia.A Collection ofArticles1976—83),哥本哈根,1983年版,1—23页]。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论述,见汉森:《德谟斯剃尼时代的雅典公民大会》(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Demosthenes),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asil Blackwell)1987年版,第14—19页和他的《德谟斯剃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Demosthenes),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2页。他前后的看法略有不同,本文援引其在后一本著作中的观点。但他的计算方法遭到了斯汤顿的质疑,后者提出汉森的计算并不一定准确,普尼克斯II期可能容纳多达14800人。参见斯汤顿:《雅典公民大会会场第二期的形状和面积》(G.R.Stanton,“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Athenian assemblyplace in its second phase”),载比约恩.弗尔森和格里格.斯汤顿主编:《雅典历史上的普尼克斯》,芬兰驻雅典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10月7—9日举办的国际会议论文集(Bj rn Fors啨n and Greg Stanton eds.,The Pnyxin the History ofAthens,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rganised by the Finnish Institute at Athens,7—9October,1994),赫尔辛基1996年版,第7—22页。

[3]关于雅典的“500人议事会”,最为全面和权威的研究是柔兹的《雅典的“500人议事会”》(P.J.Rhodes,TheAthenian Boule),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1985年修订版)。

[1]关于雅典民主制度的最为系统论述当属汉森的《德谟斯剃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

[2]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第I章(Pseudo—Xenophon,Athenaion Politeia,I)。

[1]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第3章,第7节(Xenophon,Memorabilia,3.7)。

[2]关于古典作家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不同态度,可参见晏绍祥:《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49—56页及其《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第49—57页。

[3]参见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3—130页,尤见127—128页。

[4]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现代民主政治之寡头趋向的社会学研究》(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So-ciological Study of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Modern Democracy),纽约1962年重印版(英译本初版于1915年),其第6部分第2章的标题为“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Democracy and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1]约瑟夫.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纽约George Allen&Unwin(Publishers)Ltd1976年版(1942年初版)。引文分别见第269页和第269—270页。

[2]见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政治》,第1章:《领袖和追随者》(Leaders and Followers)。

[3]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英文初版于1956年);《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文版(英文初版于1999年)。引文见《论民主》,第123页。

[4]引文分别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1b8—13和1279b39—1280a3。

[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确的政体可分为3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这里亚氏所用的词语是通常理解为“政体”的politeia,但他在此显然赋予了这个词特定的含义),它们都应是为着公共利益而统治的。而如若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统治,则偏离了正道,分别变异为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见《政治学》,1279a22—b10。

[6]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iii,10。

[1][2]伪色诺芬(老寡头):《雅典政制》,I,2,6—9。

[3]戴维斯:《公元前600—300年雅典的有产家庭》(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它列举了文献记载到的雅典最为富有的承担公益捐助义务的家庭,并发现雅典许多政治领袖都属于这一阶层。固然,戴维斯所收录的只能代表雅典精英阶级的一小部分,但学者们一致认为已足以说明问题,即使那些没有被收录的政治家也不可能真正出自于贫穷的、未受教育的农民或者工匠。参见戴维斯:《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J.K.Davies,Wealth and the Power ofWealth in ClassicalAthens),纽约1981年版;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汉森:《德谟斯剃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第272—274页;约西亚.欧伯尔:《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演说、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的权力》(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the Peopl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8页。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47以往。

[2]参见约西亚.欧伯尔:《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演说、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的权力》,尤见第333—336页。

[1]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载伯林:《自由四论》(Berlin,FourEssays on Liberty),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18—172页,引文见第129—130页。熊彼得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在类似情况下,比起另一种政治方法会许可的范围,民主的方法并不必然保障更大的个人自由。完全有可能相反”。见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第271页。

[2]汉森:《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理想——古代雅典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观》(M.H.Hansen,‘The ancient A-thenian and the modern liberal viewof liberty as a democratic ideal’),载约西亚.欧伯尔和查尔斯.赫德里克主编《De-mokratia:关于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对话》(in Josiah Ober&Charles Hedrick eds.,Demokratia:A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Ancient and Modern),第91—104页。又参见其:《雅典是否为民主政治?古代和现代政治思想中的民众统治、自由与平等》(Was Athens a Democracy?Popular Rule,Liberty and Equality in Ancient and Modern PoliticalThought,Historisk Filosofiske Meddelelser59),丹麦皇家科学与文学院(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哥本哈根1989年,第8—21页,25—28页;《德谟斯剃尼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Age ofDemosthenes,第74—85页。

[3]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I.F.Stone,The Trial of Socrates),纽约Anchor Books出版社1988年版,第XI页。

[4]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197页以往。

[5]芬利:《希腊世界中的公民自由》(M.I.Finley,‘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 in the Greek world’),载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布伦特.欧肖和理查德.萨勒尔(Brent O’Shaw&Richard Saller)编,伦敦1981年版,第77—94页。

[6]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

[1]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观》,第165页。

[2]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37。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7a40—b17。

[3]多弗尔(K.J.Dover)相当具有说服力地证明,有关公元前5世纪雅典进行思想迫害的一些说法主要是后来的传统,并无史实依据。见多弗尔:《希腊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自由》(K.J.Dover,‘The freedom of the intellectual inGreek society’),载多弗尔:《希腊人及其遗产》(K.J.Dover,The Greeks and Their Legacy),第2卷,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58页。

[1]伍德:《民主政治:一个来历模糊不清的观念》(E.M.Wood,‘Democracy:an idea of ambiguous ancestry’),载彼得.欧本、约翰.华拉克和约西亚.欧伯尔主编《雅典政治思想和美国民主政治的重建》(J.Peter Euben,JohnR.Wallach and Josiah Ober eds.,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American Democracy),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