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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德元年，漠南都护府由“云中”到“单于”的府号更易，是唐中央政府与漠南突厥系羁縻府州政治博弈的结果。其中既蕴含着阿史德部的离心倾向，也展现了唐中央政府对突厥羁縻部众统合力度的加强。在唐朝的政治庇护与经济扶植下，部落渐盛的阿史德氏，奏请唐廷以游牧政权的可汗系统取代都护府制度，窘于边疆局势，唐廷并未强势驳斥，而是以更易府号的方式进行婉拒，并借助亲王出阁的义例抬升单于府级别，进而在制度上强化“守中国法”的政治依凭。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dissecting the reasons wh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ng renamed Yunzhong Protectorate "Chanyu Protectorate",which was a negative reply to Ashide tribe's ambition to replace the protectorate with Khan system,argues that this renaming effort was not only an embodiment of Tang's enhanced ability to integrate Tujue tribes,but also an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established Chinese political practice in frontier areas.
(1)参见刘子凡:《“天可汗”称号与唐代国家建构》,《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
(2)李宗俊:《唐代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再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艾冲:《关于唐代单于都护府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李培生、郭声波:《唐定襄、云中二都督府设置时间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2期;宋秀英、龙木:《唐代单于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等。
(3)李丹婕:《瀚海都护府与瀚海都督府之辨——兼及唐前期管辖北方游牧部族势力的军政建制及其调整》,《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齐藤茂雄:《突厥〈阿史那感德墓志〉译注考——唐朝羁縻统治下突厥集团的特征》,朱振宏译,《唐史论丛》第35辑,三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9—129页。
(4)彭建英、王静宜:《唐、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
(5)《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39页。
(6)朱振宏:《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欧亚学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129页。
(7)《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五月辛未”条,第6077页。
(8)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Ⅱ)、山川出版社、1992年、33頁。
(9)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10)《通典》卷197《边防十三·突厥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13页。
(11)《唐会要》卷94《北突厥》,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002页。
(12)《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夏四月”条,第6147页。
(13)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上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3页。
(14)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3页。
(15)刘海霞:《从“封”与“授”的四次转化看唐与东突厥关系之嬗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16)《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1页。
(17)《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东道》,第1483页。
(18)吴兢:《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499—500页。
(19)《通典》卷196《边防十三·突厥上》,第5411页。
(20)《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秋七月”条,第6149页。
(21)段连勤:《薛延陀与薛延陀汗国》,《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论著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416页。
(22)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丰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第2978页。
(23)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4期。
(24)《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第5164页。
(25)《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40页。
(26)雒晓辉:《分隔而治:贞观九年唐平吐谷浑后的措置》,《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
(27)護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辛德勇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民族交通》,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3—95页。
(28)薛宗正认为“特勤”可以授予阿史德氏,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彭建英认为“非可汗宗室子弟及伯叔子侄不能获得特勤称号”,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9)岑仲勉:《突厥集史》(下),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93页。
(3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0页。
(31)《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四月”条,第6076页。
(32)朱振宏:《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唐史论丛》第12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214页。
(33)彭建英、王静宜:《唐、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
(34)雒晓辉:《都护在燕然:唐永徽元年北疆治边机构的调整》,《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
(35)《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第11411页。
(36)《唐会要》73《单于都护府》,第1551页。
(37)《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42页。
(38)《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麟德元年”条,第6342页。
(39)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史林》2003年第6期。
(40)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神功〇〇八《大周故上柱国张府君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18页。
(41)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制度、家庭与社会新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页。
(42)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140页。
(43)《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第1559页。
(44)范世昌:《唐后期政治博弈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5)吴丽娱:《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2016年第1辑。
(46)朱振宏:《古代突厥民族历史意识兴起原因探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7)王义康:《覃于风教:唐王朝的政治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116页。
(48)雒晓辉:《节度使体制前唐王朝对北疆的经营与应对》,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22年,第81页。
(49)王柯认为“西北各部的首领向唐太宗献上了“天可汗”——众可汗之君主的称号,“承认了唐太宗的权威,双方共同确认了唐天子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是周边众多异民族集团领袖这一事实”,参见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30页。
(50)《唐会要》卷73《单于都护府》,第1551页。
(51)彭建英、王静宜:《唐、突互动视野下的突厥阿史德氏》,《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
(52)《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龙朔二年三月”条,第6327—6328页。
(53)《汉书》卷94《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1页。
(54)罗新:《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55)《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24页。
(56)《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8页。
(57)王安泰:《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98页。
(58)李磊:《石勒的政治名号与政权建构——兼论十六国法统之汉晋复归》,《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59)《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5295页。
(60)陈发源:《柔然君名“可汗”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李志敏:《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61)管彦波:《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62)《通典》卷33《职官典十五》,第909页。
(63)《唐六典》卷30《大都护、上都护府官吏》,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5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91;K242
引用信息:
[1]雒晓辉.善守中国法：唐麟德元年单于都护府的名号更易[J].史林,2025,No.218(05):84-90+218.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北部边疆经营方略与治理体系研究（629—686）”(25CZS014)阶段性成果
2025-10-01
202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