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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05, No.194 14-19
作为近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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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10-01
出版时间: 202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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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近年来,随着各种数据库建设的推进,晚清民国报纸杂志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利用最方便、使用最频繁的史料来源之一。但史家对于报刊的疑虑也始终未曾消失。在很多人眼中,报刊的记录从来都不是中立、客观的,甚至不是真实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充斥着各种无意的偏见和有意的歪曲,而且往往被特定利益集团和政治派系豢养,为其摇旗呐喊,引导舆论,制造"民心",乃至颠倒黑白,捏造谎言。与其说报刊是对一个时代的忠实记载,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报刊作为一种"史料",是"有问题"的,也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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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这方面的成果不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Joan Judge,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特别是第四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王中忱:《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贺麦晓(Michel Hockx):《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版等。

(2)许倬云先生早就指出,应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体系:一是道路体系,二是经济和社会体系,三是政治体系,四是思想体系。其中,道路体系是他思考此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也为后面三重体系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参看许倬云:《试论网络》《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0页。

(3)张灏先生指出,清末民初出现的报章杂志、学校和自由结社这三种“制度媒介”,“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参看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他所说的“基础建构”,与本文所谓基础设施不无相似之处,但他并未在这方面进一步展开。

(4)其中有一些条件是特定时空环境的产物。比如,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各级党政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推动报刊发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就与“政治学习”的普及化、日常化分不开。对于那时身处基层的许多人来说,“读报”几乎已和“政治学习”成为同义语。文革时期,所谓“两报一刊”的社论更普遍被视为“中央精神”的主要体现。在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任何个人的言论都可能出错,诵读上级文件和权威报刊是最保险的方式。

(5)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53、127页。

(6)参看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为了简明起见,笔者这里没有考虑不同的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8)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lden):《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4页。

(9)这当然不是说,只有全国性报刊才是有能量的。有时候,在地方事务上,当地报刊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也更直接地和当地的家族、派系等势力搅缠在一起。佐藤仁史曾利用民初嘉定县的两份地方报纸,展示了该地两个政治派系的斗争,以及其与城乡、新旧精英之间冲突的联系。参看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129页。

(10)夏维奇:《“政治之利器”:通电与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9期。

(11)舒新城:《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舒新城自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12)田海(Barend ter Haar):《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刘平、王蕊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1页。

(13)吴觉农:《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费孝通等:《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34页。

(14)王汎森:《序》,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第5页;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第43—44页。

(15)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3页。

(16)想一想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那位女工对“我”所说的话:“你若能好好儿的用功,岂不是很好么?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郁达夫全集》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那个东西”就是译稿。

(17)周建中:《小学生周建中的日记》,吴佩瑛等著《民国乡村小学生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8)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帕特里克·布舍龙(Patrick Boucheron):《知识暴力:历史新主题》,樊尚·阿祖莱、帕特里克·布舍龙主编《话语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王吉会、李淑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19)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7页。

(20)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106—107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5

引用信息:

[1]王东杰.作为近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报刊[J].史林,2021,No.194(05):14-19.

发布时间:

2021-10-01

出版时间:

202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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