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与宗教:丁文江进化思想探源
刘文楠;丁文江的进化思想深受19世纪末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后天获得性状不遗传的“硬遗传”学说影响。魏斯曼的学说也启发了英国学者颉德撰写《社会进化》一书。而颉德的学说经由梁启超的译介,很可能影响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丁文江。在1914年出版的《动物学》教科书中,丁文江以“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来定义“宗教心”,并认为宗教是种群进化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严复受斯宾塞影响提出的“神道设教”的宗教起源观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质是试图在进化论的科学基础上重新规定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新伦理。丁文江在《动物学》中的这一系列观点,是他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并重建中国人伦理和信仰体系的先声。
斯宾塞心理进化主义与五四后青年对心物关系的认知——以《文体论》的译介为中心
彭春凌;1923年胡哲谋译斯宾塞《文体论》连载刊出。该书体现了斯宾塞心理进化主义主张,划时代地将精神与肉体这一对最基础的心物关系统摄于同样的物质运动法则之下。这一译介在译者周边的北京大学和《英文杂志》青年群体里产生共鸣,和彼时成功学、神经衰弱症的流行高度共振。胡哲谋屡屡用传统表征意志力的“心力”一词来对应原文中关涉神经能量的核心语汇。而欧美与斯宾塞生理心理学相对峙的学术思想,以及斯宾塞进化哲学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反激出的意志吁求,在中国强劲传播,构成了选用“心力”的时代动因。《文体论》的译介折射出知识青年较为普遍的心物认知和困惑,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妥洽地处理了因果律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释解了青年困惑,在科玄论战中脱颖而出。
五四时期“国语”的可行性之辩——张士一与“京国之争”
徐佳贵;1920年秋开始、绵延约两年的“京国之争”,是近代国语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值得从京音派主将的角度重新检视。五四时期,主倡教育学理的教育界人士开始彰显自身在语言改革中的力量。任教于南京高师的张士一等人力倡以北京音语而非“国音”或“官话”为国语的音语标准,其催生的论战则揭示出“民主”与“科学”两种诉求间的张力,以及在现代意义的“学术界”与“社会”间的区隔—沟通机制尚未确立时,论者难以自证所持学理即是事理的困境。唯在此困境中,京国双方尚有殊途同归之处,终未形成冰炭之局。将此番论战视作关于改革可行性的辩争,有助于审视国语运动的阶段性,以及将国语历史叙述同国族主义、进步观念之外的问题视野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明清扬州教场的功能转换与城市格局演变
田云茹;城市不仅是治所,亦是市民的生活空间。明初扬州教场原为城外军事用地,因晚明修建新城成为市中心,商业价值倍增。清初扬州营官兵将闲置房屋土地租予民众,民众缴纳租银换取教场空间使用权。随着民众占用的土地越来越多,扬营的军事操演受到影响。乾隆年间,民众与官方曾就教场使用权展开过两轮博弈,最终官方退让,教场从营兵演武之地变为市尘蚁居之所,城市微观格局因之变化。清中叶以降,教场中心空地逐渐成为扬州城内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扬州教场土地利用模式和空间格局的转变,是民众、扬营、地方官府、盐商等角色长期博弈的结果,尤其体现了处于权力低位的扬营官兵和民众塑造城市格局、定义城市空间功能的能动性,亦展示了清代城市公共生活的另一种面貌。
徭役化之外: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城市善堂的经营方式
董圣兰;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各级地方官府通过募捐重建、起草章程、拨款扶植、审查报销等方式介入城内善堂机构的经营管理,导致善堂官营化趋势显著增强。各善堂凭借官府拨款及名下产业收益,年终盈余丰厚,无须地方官点佥富绅充任堂董、赔垫赤字,未见善举徭役化迹象。地方士绅投身善堂获取生计保障,甚至捐资入堂,以图借此提升社会资本、重振家族威望。晚清南京善堂官营化未带来徭役化,表明善举徭役化的生成机制不单在于地方官府对善堂经营的强力渗透,也与善堂的具体经营样态乃至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当然,善堂官营化后出现的徭役化与非徭役化两种经营模式,只是国家基于地方经验推行的差异化治理策略而已,并无本质区别。晚清江南善堂从经费来源到经营管理,无一不受到国家权力的层层控制,很难视为可与国家权威对峙的自主经营的“公共领域”,其中地方士绅的精英能动性及其与官府协商的均衡权力关系也存在高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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