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华侨史：20世纪“华人”概念的演变与反思
陈非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侨”概念在反殖民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语境中诞生，其内涵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议程紧密相关。20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西方学界开始反思其本质化的倾向，出现对“华人性”的批判，提出离散华人、华语语系等新概念。这些新概念虽突破了民族主义叙事的单一性，却未能摆脱精英化的模式，并因其西方中心与文本主义的局限，忽视了华人移民在结构性不平等中的处境。为回应这一困境，本文提出“新华侨史”的研究路径，强调在史料层面拓展档案与文献来源并进行批判性解读，重视侨批、个人文献与口述史的价值;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华工、女性与儿童等边缘群体，通过微观生命史与宏观结构的结合，推动华侨研究进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与新资本主义史的对话;在学术生产层面则强调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通过系统发掘和利用中文档案和侨乡史料，避免侨务化与身份政治化的窠臼，推动以“侨”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书写。
内生的侨资：改革开放前后“条块关系”中的福州华侨塑料厂
陈乙燊;在一般理解中，所谓“侨资”特指来自海外、具有雄厚实力的华侨华人带回来的投资性的资产，即“侨资”是一种外来资产。本文试图通过“福州华侨塑料厂”这一个案，讨论与之相对的“内生的侨资”概念。所谓“内生的侨资”，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侨务系统管理、承担归侨安置任务的事业单位，因应历史需求，兼任工业生产职能，并由冷战时期的归侨打理，进而成为为侨务系统的内部资产。福州华侨塑料厂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华侨塑料厂既要扮演事业单位的角色，负责归侨安置工作，又要作为工业企业做好生产任务。随着“条块关系”的变动，归侨安置的属性也经历了从增强、暂时消失到再增强的过程。这一变化对工业生产造成了影响。
华裔科学家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杜磊;涂芝仪;1978年起，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向科学进军”的新征程。在当时国内科学事业遭受顿挫、国际交流渠道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借助华裔科学家独有的智力资源与人脉优势成为助推中国科学事业恢复发展的重要策略。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一大批拥有深厚科学造诣和较高国际学术声望的华裔科学家基于故土之情纷纷回国，在技术引进、科研合作、人才培养以及提升中国科研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快速增长。
技术转移史研究的路径、逻辑和理性化表达——以近代中国铁路为中心
马陵合;路权与技术自主化的互动，呈现出中国早期铁路发展史的特定内涵，也是历史视野下讨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轨迹的重要切入点。以自主化为目标的技术转移，既是路权变动的推动力量，也成为路权的构成部分。解读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铁路技术转移需要在动力、路径方面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阐释以路权为内核的发展逻辑，进而更为理性地理解这种技术转移的两面性，既不能将铁路技术完全视为殖民工具，也不能将其定义为世界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然选择。
“国联”调查报告与20世纪30年代浙江新式交通建设的重估
徐杨;20世纪30年代，浙江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交通建设，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引发了批评。有舆论认为激进的建设政策造成了浙江省财政危机，耗资巨大的新式交通建设并未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由英国人沙尔德领衔的“国联”专家调查团赴浙江调查后同样重申了这一点。事实上，彼时的财政危机是由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等一系列原因共同造成的，将之归咎于激进的建设政策并不公允。而新式交通对于闭塞地区、特殊行业的重要意义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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